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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數族裔被歧視有多嚴重?王惠芬最清楚:「買罐汽水都被拒絕,去球場打波都唔可以,因為唔係中國人。」面對這些不公義,她九八年開始幫助少數族裔,○一年成立融樂會任總幹事,打正旗號爭取權益,勝利之戰包括○八年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立法,今年政府資助非華裔生考英國高考。

在少數族裔心中,王惠芬儼如女英雄,為他們出頭。但英雌路不易走,她曾因堅持服務南亞裔而被炒魷;帶領少數族裔申請綜援公屋而被責罵。儘管如此,她都甘願戰鬥到底,皆因她是過來人,很明白被歧視的無助,「貧窮、弱智、新移民這些問題都在我家出現,這種自卑,香港人很難明白。」感同身受令她心中團火沒有熄滅,她早已視少數族裔如家人般看待,家人有難,她負責遮風擋雨。「不用刻意堅持,這些生命會令你堅持下去。」王惠芬說。

為少數而戰
在巴基斯坦人的婚禮上,王惠芬穿上一襲旗袍,穿梭賓客之間,比一對新人還要忙。這邊廂有人拉着她閒話家常,那邊廂又有人找她合照。「平時很忙,很難逐個見面,婚宴就可以見晒咁多人,知道他們的近況。」王惠芬滿足地笑說。

這些婚宴,王惠芬通常被邀請坐上主家席,她與少數族裔的關係,早已超越了社工與受助人,她更像一個媽媽,奮力保護這班少數,例如她會為沒書讀的巴基斯坦青年四出搵工撲學校;見尼泊爾少年情緒低落,她就相約郊遊散心;南亞裔男孩染上毒癮,她更親自幫他們戒毒。

「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未立法,很多戒毒機構都拒絕為他們戒毒,惟有叫他們來我辦公室『典癮』,他們會流晒口水鼻涕,手腳亦會痛得典來典去,我惟有播佛經讓他們冷靜,之後就陪他們去喝美沙酮,不想他們遇上白粉賣家又再吸毒。」一個女人看守着幾個毒癮發作的少年其實很危險,萬一他們失去理智施予暴力,她必定招架不來,但她仍不顧一切地去做,「我知道危險,但當時無人收留他們呀!」王惠芬個子很小,皮膚黝黑,又愛穿民族服,曾被人誤認是少數族裔,與尼泊爾人在士多買汽水竟被拒,「老闆說不賣給尼泊爾人,但我是中國人,他就罵『咪以為識講廣東話就可以扮中國人!』」那一刻,她深深體會少數族裔的無助和被歧視,亦有十三歲的尼泊爾男孩跟她說,「如果皮膚好似妳咁白就好了」,令她十分難受,皆因在她的字典?,膚色和種族並非界定一個人能有多少權利和義務的必要條件。

抗戰十四年
為了保護這班少數族裔,王惠芬會有另一張臉,面對不公義時,她儼如一隻保護小雞的母雞,不惜一切與大麻鷹對決,更勇於打持久戰。政府九月宣布擴大對非華裔學生的資助,他們付出五百四十元便能考英國高考(GCE)的中文科,與本地學生考文憑試的費用一樣,這就是王惠芬抗戰十四年的成果。

「他們很難在會考中文科及格,便失去入讀大學的資格,所以九八年開始寫了很多信給教育局、考評局、特首辦,又向立法會申訴,希望當局資助他們參加程度較淺的英國會考(GCSE)中文科。」GCSE考試費要九百多元,若政府肯資助,一年才不過八十萬元,但王惠芬爭取多年皆不果,最終鬧上聯合國,「聯合國都覺得好好笑,這麼小事也要申訴,但我真的沒辦法,除了曾蔭權,所有官員都見過,最後找了二百個學生請願,孫明揚○八年才肯資助GCSE。」小勝一仗,她並未放軟手腳,繼續爭取GCE的資助。「因為GCSE讀三百個中文字就可以拿A,對他們學中文根本沒幫助,所以要考GCE,但考試費要四千元。七月中遊行遞信給吳克儉,他不理我;到八月尾林鄭月娥探訪融樂會,我當着一班教育局高官面前告御狀,班高官即時臉青,結果政府落實推行。」王惠芬明白,種族平等並非一朝一夕可做到,所以希望從教育入手。「不想少數族裔只能做地盤、跟車等基層工作,被人看不起,教育就能改變他們的命運。」今年有巴基斯坦裔學生考入浸大讀中醫,她開心亦無奈,「政府對他們學習中文的支援太少,令每年只有百分一的人升到大學。」

遇強就愈強
對少數族裔肉緊,皆因王惠芬也來自被歧視的一群,有點感同身受。她七○年在內地出生,五兄弟姊妹中有三個和父親一樣,患有輕度弱智,她十一歲時舉家來港。「貧窮、弱智、新移民,所有社會問題都在我家出現,二家姐要十五歲輟學幫補家計,我就照顧兩個弱智弟妹。」這樣的背景曾叫她自卑,「初來港時有鄉音,比同學大兩年,亦不會提及屋企的事。」她小學讀書成績不錯,可惜一樣被歧視,「在升中選校表填民生書院作首志願,但給班主任當眾撕爛,她說:『你唔係嘛,知唔知香港無學校肯收你們?』最終她叫我選地利亞。」在地利亞她年年考第一,又做班長和領袖生,以為很叻,怎料中四轉校,才發現自己是井底蛙,「連Monday都唔識串,如果當初入到民生,條路可能不一樣。」對於當日被班主任「誤導」,她還是戚戚然,覺得歧視會影響別人一生。

中五畢業後她做過福利工作員,賺夠錢才能讀大學,九五年畢業於城大社工系已二十五歲,投身外展社工行列,三年後一次偶然機會,令她接觸到少數族裔,開始踏上這條戰鬥之路。

「那時在深水埗工作,看見幾個南亞學生在球場邊踢波,覺得很奇怪,原來有本地青年警告他們不准入內,說『差仔邊有資格玩,球場是中國人的。』我只好叫他們到我服務的中心玩,但原來這中心三十多年來都不服務少數族裔,拒絕幫助他們。」王惠芬很無奈,不明白做社工的,為何會選擇性地幫人,她只好利用午飯時間與少數族裔溝通相處,同事看不過眼反對她,同年八月她索性辭職,轉到油尖旺區服務;以為環境轉了有另一片天,但情況反而更差。「同事說他們身體發出來的氣味很臭;他們想打籃球,同事竟說收十元一個鐘,我不滿,便自行拿着籃球去,難道我打波都要收錢?」為少數族裔出頭的代價,就是她漸漸被認定為不合作分子,最後更被聯名投訴「破壞團隊」,二千年十月遭解僱。

「做社工不是為了維繫我的人際關係,而是維護社會公義和人權。」面對不公義,王惠芬有種遇強愈強的性格,覺得被炒魷是上天要她對少數族裔付出更多,「二千年聖誕節路過佐敦公園,突然有個尼泊爾人跪下來求我救他的兒子,他怕兒子吸毒會死;因為我離了職,他找不到我,便在我經常出沒的公園守候。」這次跪求令她很痛心,那年代沒有願意服務少數族裔的機構,她便決心成立一個。「甚麼都不懂,老師叫我找兩個朋友一起到警署做社團註冊。」就這樣,○一年三月融樂會正式成立。

有數字、有問題
對於籌款和行政,她一竅不通,融樂會開辦首三年,她貼錢打工,連讀小學的姨甥女也要幫手做「童工」,「印卡片很貴,我便叫她們幫手自製,把印有名字的紙貼在快餐店的外賣盒上。有次勞工處職員見卡片後面有KFC商標,問我是否有贊助,我只好說卡片用晒,貼住先。」融樂會成立以來,她每天忙着為少數族裔處理問題,漸漸發現香港的歧視問題很嚴重,曾向平機會投訴但沒用,「胡紅玉向我解釋,香港沒有為種族歧視立法,平機會無權處理。」既然立法是唯一途徑,她就爭取到底,「一直有人倡議立法,只是沒有案例;當年我有百幾個學生無書讀,但教育局在立法會上說沒有,政府就是用一個無數字就等於無問題的手法去處理,我惟有不停投訴,咁就一定有數字、有問題。」為了爭取訴求,她更叫學生寫信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,訴說學習中文的困難,「創意是被一個無能、冷漠的政府逼出來;寫信給教育局無用,就要想其他方法。」 她的堅持,終於令政府為種族歧視立法。

長期抗爭令教育局及社署視她為麻煩分子,現時大部分少數族裔都聚居屯門、元朗公屋,又會申請綜援,都是王惠芬教的,有人批評她教曉少數族裔濫用制度,與香港人爭資源,但她嗤之以鼻,「社會資源就像蘋果樹,要搖樹蘋果才會跌落下來,如果人人都去執蘋果,就無人搖樹,那我去搖樹吧!我更計劃控告政府的教育制度歧視少數族裔!」搖了十四年,即使前路困難重重,但王惠芬依然是那隻為了保護雞仔而奮戰的母雞。



本文摘自11月7日東周刊人物傳奇